2026年9月5日是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杰鲁莎·麦科马克(Jerusha McCormack)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中心特别编发这一组文章和照片,并附上一篇Jerusha McCormack的文章 The Poem on the Mountain: A Chinese Reading of Yeats's‘Lapis Lazuli’(节选),以表哀思。
2026年9月5日是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杰鲁莎·麦科马克(Jerusha McCormack)去世一周年的日子。麦科马克教授自2004年起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客座教授;2007年,她推动建立了中国首个跨学科、综合性爱尔兰研究中心——北外英语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此后连续十多年,麦科马克教授几乎每年都往返于都柏林和北京之间,讲授爱尔兰文学、文化课程,多次参加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疫情期间也通过线上为师生做讲座,与我们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联系从未间断。

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与爱研中心教师、首届研究生合影
我与麦科马克教授初识于2006年,当时北外英语学院在爱尔兰驻华使馆的帮助下筹建爱尔兰研究中心。麦科马克教授当时正在北外任教,她心怀促进中爱文化交流的巨大责任感,为中心的建立奔波,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学术方向、课程大纲的把握,到联系国外学者来北外任教,再到争取爱尔兰政府的资助,她都事无巨细,倾心尽力,是爱尔兰研究中心当之无愧的创建者之一。

麦科马克教授在北外期间举行图书发布会;参观图书馆;参与会议间隙与学者交流
麦科马克教授高度认同北外英语学院开展多学科、跨学科英语国家研究的传统。她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王尔德研究学者,当时,世界各国的爱尔兰研究机构的研究领域一般专注于爱尔兰文学、文化研究。她与陈恕教授一道支持我们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爱尔兰研究中心建设的探索。今天,他们的学术远见已结出硕果。爱尔兰研究中心已招收80多名爱尔兰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中50%左右完成了爱尔兰文学方向的学位论文,另外50%的学生研究内容涵盖爱尔兰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方向,活跃在中爱交流的各个领域。张放、张珺涵两位年轻教师开设了国内首个爱尔兰语课程;陈丽教授和我也因在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工作获得希金斯总统颁发的2022年爱尔兰总统杰出贡献奖。

与陈丽教授在爱尔兰接受颁奖时与麦科马克教授的合影

麦科马克教授与中心教师张珺涵带领的“墨绿之约·丝路新篇”海外实践团
2021年麦科马克教授获得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爱尔兰人。她在颁奖仪式上深情地表示,在中国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份荣誉也是对她数十年付出的最好奖励。
麦科马克教授到中心任教时已年逾六旬,但在这一推动中国爱尔兰研究发展的新的事业中,她展现出巨大的学术热情和对中国文化的深挚感情。她从传统的王尔德研究转向中爱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写出了《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中国哲人》《山上的诗:叶芝<青金石雕>诗的中国式解读》《乔伊斯与鲁迅》《胜利的诗》等一系列学术佳作,庄子、老子、鲁迅、郭沫若与王尔德、叶芝、乔伊斯、麦克斯威尼等中爱哲人先贤、文学巨匠跨越时空的对话,成为认识中爱文明碰撞、交流、互鉴历史的重要线索。她组织二十余位中外学者、企业家编辑出版了两卷《爱尔兰人与中国》,填补了中爱两国人民相遇相知的交流史研究的诸多空白。
麦科马克教授与早其半年去世的约翰•布莱尔教授在世纪之交相识于北外校园,一道为北外学生开发、讲授“西中文明比较”课程,编写了《西中文明比照》教材,撰写了《思考中国》等专著。他们共同写作、同堂主讲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讲座,在中国讲解欧美文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明,成为中爱学术界的佳话。他们认为,研究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不仅仅是了解异国风情的过程,也是以域外国家作为一面镜子反思本国文明、文化的机会,而比较的方法为进一步走向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一把钥匙。

麦科马克教授在爱尔兰驻华大使馆参与活动

麦科马克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与中心教师张放合影
麦科马克教授在与中国文化邂逅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与中国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热情好客。近年来活跃在中国爱尔兰研究领域的同行,许多都曾造访过她与布莱尔教授在都柏林滑铁卢街的寓所。2011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在爱尔兰访学,麦科马克教授和布莱尔教授坚持轮流驾车送我到五百多里外爱尔兰西北部克莱尔郡的农舍做客,她讲道,仅从利菲河畔的阿贝剧院或金融区的高楼大厦中得来关于爱尔兰的知识,是不完整的,需要见到斯莱戈叶芝的故乡,更需要走进克莱尔的村落。她带我见到了村子里四世同堂的老祖母,我们谈到了中爱农业文明、重视家庭的传统,对今天两国人民超越隔阂、相互理解的价值,也有助于我们寻找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许多难题的答案。置身于爱尔兰西北部的山区,麦科马克教授提醒我,在我们认知中的爱尔兰这样的小国,同样有着巍峨的群山和广袤的荒原。今天,这些场景仍历历在目。

在爱尔兰访学期间,与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约翰·布莱尔教授以及当时的外教合影
为纪念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和约翰•布莱尔教授,我们编发这一组文章和照片,深切缅怀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对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以及中爱、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
王展鹏
2025年9月4日
怀念“向导”杰鲁莎和“使者”约翰
本文作者: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曹波
近十年我学术上的向导,其实是爱尔兰与中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奠基者杰鲁莎·麦科马克(Jerusha Hull McCormack, 1943–2025)女士。去年9月5日,她追随3月25日仙逝的约翰·布莱尔(John G. Blair, 1934–2025)先生而去,于我这一消息是意外而沉痛的。说过要题献给她的著作,因种种原因还未付印;错过,便是永世的遗憾。唏嘘过后,往事涌上心头。
虽然在“中国与爱尔兰建交30周年纪念大会”上见过这两位友人,但我与他们真正相识,却是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访学期间。2011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我和同行成坚女士来到都柏林滑铁卢路的一幢乔治王式房子门前,文雅的杰鲁莎和睿智的约翰开门迎接。门厅里陈设了一些中国仿古工艺品,那是“中国通”品味高雅的标签。杰鲁莎让我坐在藤编沙发上,还拿小靠枕垫在我的腰部,让腰痛逾月的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久违的家人般的体贴。泡上茶后,他们拿出厚实的合著《西中文明比照》给我们翻阅,再各赠送一册杰鲁莎的专著《中国与爱尔兰人》——收有总统麦卡利希(Mary McAleesse)的序和驻华大使卡勒赫(Declan Kelleher)的跋,是书写我尚一无所知的两国历史交往的扛鼎之作。在我面前,一扇窗推开了一条缝。稍后,杰鲁莎驾车,带我们去国立梅努斯大学参加“2011年爱、中关系工作坊,”依然把小靠枕垫在我的腰部,说年轻时她也受过椎间盘滑脱之苦。车行驶到利菲河岸边时,我说今天希金斯先生(Michael D Higgins)要来都柏林堡,就任爱尔兰共和国第9任总统;杰鲁莎接话道,“他曾在高威就读、工作,担任过爱尔兰艺术和文化部长,精通盖尔语和诗歌,是个好人哦。”


约12点,我们抵达梅努斯。午饭后,在该校访学的展鹏兄领着成坚女士、我和在国立高威大学访学的玉龙兄,边参观透出浓郁天主教修道院气息的校园,边前往会场。工作坊分为三个环节,分别以“爱尔兰的中国研究”“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和“中爱比较研究”为主题。在压轴环节,杰鲁莎和在中西文明间穿梭的“使者”约翰联袂,讲解“文化为何要从比较的视角来讲授。”他们先用中西“关系”图、中医人体结构图、太极阴阳图等,把中西文化和思维的差异讲解得生动、具象;接着扮演孔子和苏格拉底,就中西哲学开展跨时空对话,再扮演虚构的中国女生林红和西方男友,就宗教、建筑、雕塑等进行跨文化对话。他们讲述得趣味横生,其洞察力和表现力令人啧啧称奇。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觉时常点头。比起抽象、强行的灌输,故事化的创意叙述真是润物无声,深入灵魂。在我心中,钦佩之意油然而生。
傍晚我们回到都柏林时,雨雾散去,“月亮升起”在威克娄山的上空,从稀疏的云朵间洒下清澈的光辉。我站在楼前的台阶上,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南方,眺望着应时而出的月光和由此显现的那么遥远却那么清晰的地平线。那是新视野的“客观对应物”吗?我进到蜗居,躺上床,“在宁静中”放松疲惫的身躯,这时“如沐春风”的知觉就在我脑海里“自发地流淌。”梅努斯之行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财富”呢?睡梦中,“这一切成了他的一部分。”
回国一年后,我着手组建“英国、爱尔兰研究中心”,并获得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的赠书。2014年4月7日下午,杰鲁莎和约翰应邀从成都来到长沙的岳麓山下。时值春和景明,翠绿的山林间芳草缤纷。我领着他们参观校园,不时介绍景致,介绍他们可能未曾见过的树木(比如繁花盛放、挺拔高大的泡桐树),竟得到了约翰的如此评价:“波,你是我们所见唯一能用英语介绍本土植被的中国学者。
次日下午,中心揭牌仪式举行。在外宾致辞环节,杰鲁莎讲述了两国国情的异同和自己与中国的渊源,并以叶芝对清末青金石雕和王尔德对庄子悖论的接受等为例,阐明在中国开展爱尔兰研究和在爱尔兰开展中国研究的基础与前景。在我宣读两封贺信后,身为“国际中西比较研究协会”会长的约翰再次和杰鲁莎搭档,以国内罕见的两人交替进行的形式,做了“中西文明比较:方法与原因”的讲座。他们以各类世界地图为例,从各族裔间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导入,把宏大的命题讲解得深入浅出,让人受益匪浅。与深受20世纪下半叶美国“理论”派影响而惯于堆砌晦涩术语,但有时主谓宾不知所踪的学者相比,他们是循循善诱的学术向导,是脚踏实地的文明使者。4月9日上午离别时,杰鲁莎说,“波,当你重访都柏林时,那儿总有一张床等着你。”时隔两年又半载,我再度体会到了那家人般的暖意。
此后最令人难忘的经历,莫过于2015年10月19日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爱尔兰文学工作坊。”中国英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一结束,我就从济南赶到北京。次日上午,想起杰鲁莎在邮件中的嘱托,我闭门不出,拿出打印稿《胜利的死》端坐在旅馆的窗前,开始揣摩1920年10月13日至27日郭沫若创作这首“哀诗”期间的万千愁绪。我一字一句地反复默读,细细体会诗人忧愤的心境,再给诗行画好重读、停顿、拖音、宛转等各式标记,末了又全诗朗读数遍,直到能细腻地呈现诗人当时的“澎湃激情。”我渐渐醒悟,朗读该诗的诀窍在于,以适当的音强、音调和音长再现诗人的两种“激情”:一是贯穿全诗的为民族解放的呐喊和对解放者的敬佩,即对东西方反压迫、反殖民斗争终将“胜利”的信心;二是越来越强烈的对歌咏对象行将牺牲的哀恸,即对“死”者的深切怜悯。原来,理解该诗的秘诀就在诗题中的悖论里。经过约两小时的细读才得到渐悟,于迟钝的我那也是乐事一桩。


下午,我随建明兄来到英语学院,见到两位忘年之交、仰慕已久的陈恕前辈(1937–2017)以及东道主展鹏兄和陈丽女士,心中无比欣喜。在工作坊的主要环节,杰鲁莎借助英语译文“Victorious in Death,”来讲授郭沫若留日期间对爱尔兰独立革命领袖马克司威尼(Terence MacSwiney, 1879–1920)绝食斗争的密切关注,和对其以自我牺牲换取民众觉醒的大无畏精神的无限敬仰。开宗明义后,她请我朗读《胜利的死》。我即刻进入角色,把诗人两种激情交错起伏的心境呈现出来:在前三节,悲伤居于上风,但“为自由之故而再生”的希望也隐匿其中;至第四节末尾,既然“‘自由’从此不死了,”浪漫派的豪情便终究战胜哀情,凝聚成结尾的“何等光明呀”一句。待我朗读完毕,会场鸦雀无声;我顿时疑虑,是大家仍沉浸其中,还是朗读方法不妥,让大家觉得太过做作呢?两三秒过后,会场忽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抬头环视,见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对艺术表现力的惊讶和对谭嗣同那般慷慨赴死精神的感动,便确信掌声是自发的,而非礼节性的。呀!没有辜负杰鲁莎的信任和陈恕先生的期待,没有刺痛中国同行们的耳膜,没有败坏“新诗”集《女神》中形式最复杂的这首激情诗!工作坊结束后,杰鲁莎对我说,“波,听大家的掌声,我就知道你朗读时激情澎湃。”

多年后回首往事,才明白这些交往给我带来的“财富,”就是学术努力的方向明确了:百年来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虽已有零散和概要性的论述,但远未得到系统梳理和分析,而且在相关论述中,部分盎格鲁裔作家及其作品仍未归入爱尔兰文学之列。此后十年,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我撰写了论著,推出了译著,发表了论文。产出这些成果既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也是为了报答“向导”和“使者”的启发、认同之恩。相向而行,何其幸哉!
然,斯人已逝,吾谁与归?此后东方之心不舍的,便有那遥远的西欧海滨,那难以触及的墓碑,和那从此寂灭的声音。我登麓山之巅兮,西望!师乘利菲之水兮,东来!
2026年8月25日
于长沙
这首诗歌的创作缘起一件真实古物。1935 年,年届七旬的叶芝获赠一件乾隆年间青金石山子寿礼:器物正面镂刻山水,间置隐士、琴童、仙鹤、松柏诸景;背面镌有乾隆御制诗《春山访友》。叶芝最初对石雕图像的认知尚有偏差,历经一年的揣摩体悟,于 1936 年完成《青金石雕》,1938 年正式发表,收入诗人生前最后一部诗集《新诗》(New Poems),这件中国古物成为全诗的核心意象。
诗作植根于 20 世纪 30 年代风雨飘摇的时代语境。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崛起,战争阴霾密布,叶芝由此叩问文明坍毁、艺术消陨、个体衰老与死亡等终极命题。诗歌上篇反思西方悲剧传统:以哈姆雷特、李尔王为代表,西方悲剧立足于线性时间观,于苦难抗争之中淬炼出“悲剧之乐”,但这种英雄式的抗争喜悦,终究难以挣脱文明倾覆、艺术湮灭的宿命。诗篇下篇将目光投向青金石雕,由此引入东方思想。既往西方学界大多忽视石雕实物及其承载的文化意涵,仅将东方当作抽象观念,用以和西方悲剧传统构成对照。
麦科马克另辟蹊径,以青金石山子实物与背面御制诗为一手物证,探析诗歌蕴含的东方思想。她凭借扎实的实证考据,阐释叶芝如何借这件器物,将道家循环宇宙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熔铸进文本,实现对西方悲剧美学的超越:中国并无西方范式下的悲剧概念,时间循环往复而非走向终结,毁灭与重生本是天道运行的一环;山中高士相聚,抱琴晤对,体察天地元气的流转,接纳万物崩毁又重建的轮回,在与大道相融之际抵达澄澈的精神之乐。
应当说明,将此诗与道家思想勾连并非麦科马克首创。国内学者张跃军、周丹早在 2011 年便已揭示这一关联(《叶芝“天青石雕”对中国山水画及道家美学思想的表现》,《外国文学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118‑125页)。同时,关于该诗的思想阐释仍存商榷空间:石蕾《叶芝与中国:〈天青石雕〉中的儒家思想》(《外国语文》2018 年第 3 期,第 22‑27 页)与傅浩《叶芝心 / 眼里的中国》(《外国文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21‑136 页),均在肯定麦科马克实物考证功绩的基础上指出,石雕表现的是中国文人“携琴访友”的经典母题,其底色更多属于儒家隐逸文化。
尽管存在学术争鸣,麦科马克的贡献仍弥足珍贵:她首次向学界公开石雕背面御题诗文的清晰影像,把西方叶芝研究的视线引向这件长期被遮蔽的实物。她证明叶芝并非浅尝猎奇东方符号,而是借中国式的宇宙想象,回应晚年萦绕于心的战争、衰老与文明存续之问。为完成研究,她辗转走访爱尔兰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多方求证,就诗歌译解广询意见。其严谨审慎的治学品格,以及对待异质文化尊重求实、摒除先见与偏见的态度,堪为跨文化研究的典范。
是为纪念!
陈丽
2026 年 9 月 5 日
本文为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研究叶芝经典诗作《青金石雕》(“Lapis Lazuli”,亦译《天青石雕》)的专论,刊发于《叶芝的面具:叶芝年刊第19 辑》(Yeats's Mask: Yeats Annual No.19, 2013, pp.261‑287)。时值麦科马克教授逝世一周年,重发此文以为纪念,受篇幅所限,原文略有删节,请点击附件下载阅读。